篇【1】：史記心得體會

《史記》是中國紀傳體通史的開山之作，魯迅曾對《史記》感嘆不已，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司馬遷一生的創作結晶。集中著述，花了15年左右，如果把資料的準備工作算在內，全部時間要超過20年。《史記》記錄的歷史，是從傳說中的皇帝開始，到漢武大帝太初年間為止，大約3000年。其體例為紀傳體，多以人物或家族為單位展開，故事性很強，文筆出眾，是后代傳記文學的先驅和樣板，影響至深至遠。

這樣優秀的史學著作、文學作品，其孕育和創作的過程也非同一般。據史學記載，司馬遷從小聰穎過人，“年十歲則誦古文”。父親是漢武帝的史官，因此，司馬遷很早就受到了扎實的史學訓練。長大之后，遵從父親遺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走遍了大江南北，獲益良多。

38歲的時候，司馬遷成了漢武帝的史官。官階雖然低，但司馬遷仍然感到非常榮幸，于是謝絕了賓朋交往，拋開了自己的家業，全身心投入到史學專著上，以求建功立業，為君主和國家造福。幾年后一件大事深深影響了司馬遷。當時匈奴經常侵略漢朝，漢朝大將李陵進軍匈奴，寡不敵眾而且沒有后援，兵盡糧絕投降了匈奴。漢武帝大怒想重罰李陵的族人，群臣爭相附和，大說李陵的罪過。只有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說李陵為人正直，其叛逃事出有因，希望皇上能夠寬恕。但漢武帝不為所動而且遷怒于司馬遷，司馬遷為此受牽連被處以“腐刑”。司馬遷悲憤至極，曾經想自殺雪恥。但經過激烈的斗爭之后，他還是決定堅強的活下去，決心要“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于是他歷經艱辛完成了《史記》一書，希望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讀完《史記》，合卷之后覺得收益良多。主要體會有以下三點。

一是欽佩司馬遷敢于說真話。在當其他同僚為迎合漢武帝的情緒大加貶損李陵時，身為一個小小的史官，位微人輕，面對因李陵的叛逃而憤恨不已的漢武帝敢于直面呈理，這需要巨大的勇氣。敢于堅持自己的想法，不受其他人的影響，沒有一絲為己的私心，冒著觸怒掌握生殺大權的皇帝為別人爭取合理的判處。以現在很多人的眼光看，司馬遷的確很傻、情商太低，在不適當的場合做了最不適當的事。但是，我認為一個人一生能堅持自己的想法是難能可貴的。說真話、干實事、做真人九個字說起來簡單，捫心自問，是不是每個人能夠真的做到呢？說真話，干實事，做真人，是做人的起碼要求，更是我們這個時代當前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實現胡錦濤*“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但往往有些人抱著“事不關己”、“明哲保身”的處世原則，做“違心”的事，結果損人不利己。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需要偽裝，不需要戴著假面具，不需要做“偽君子”。做一個真真正正、實實在在的好人，才是人之本。

二是敬仰司馬遷的執著。在漢代，腐刑是羞辱之刑，受腐刑之人通常會受到社會的鄙視和嘲笑，是可恥的。司馬遷自己也以“刑余之廢人”自稱。但是司馬遷并沒有因此而頹廢，沒有因為受到腐刑而被徹底擊倒。盡管剛開始時委屈、憤懣、恥辱，甚至一度想自殺，但是最終還是痛定思痛，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自己終生熱愛的事業當中去。沒有把受過腐刑當成甩不掉的包袱，反而激勵了自己“舍小義，雪大恥”的決心，最終通過《史記》這部巨作執著地表達了自己的。甚至漢武帝在看了《史記》之后也為司馬遷所感動，特別是在漢武帝晚年，經過“巫蠱之亂”之后，他對以前的所作所為進行了長時間的反思，最終向司馬遷委婉表示了李陵當年之事確實有可恕之處，實際上是對司馬遷間接地道歉。從某種程度來講，司馬遷最終取得了勝利。當今社會，執著實際上也是做事的根本。從小方面講，我們從事的水利事業需要執著才能完成各項艱巨的科研任務，才能真正做出成績；從大方面講，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的*領導下，*，奮力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新局面，更需要數代人的執著和堅持不懈的努力。

三是《史記》中“以人為本”。在上，司馬遷因為自身的經歷，對“人”的思考要超過當時那個年代，真正做到了“以人為本”思考問題，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史記》突出了以人為中心的史學模式。它選取人物的原則是以人體現的價值為本，不以成敗論英雄，不隨世俗論是非，充分肯定人物的歷史作用，表彰個人奮發有為的精神。這充分體現了司馬遷以人為本的理念，弘揚了中華民族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當前我們社會也提倡“以人為本”，但是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說，我們堅持以人為本，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因此《史記》的“以人為本”是以單個人為本，是小為本，而胡*提的“以人為本”是以廣大的人民群眾為本，是大為本。

篇【2】：史記閱讀心得體會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編纂體例也很重要。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于“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后世的《通?》）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后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系為經”，“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并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保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攝后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于結構性描述。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論”，春秋戰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司馬遷雖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這是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省筆墨，存真闕疑，盡量保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現，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盡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記》這部書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當然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學術背景和創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史”，那么《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為什么呢？因為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里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其輾轉于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俱焚、汗發沾背的心理創傷，非身臨其境者，絕難體會。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