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確看待文化作用力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現行背景下的企業績效考核失當問題，已經成為國企中存在的首要問題。

　　眼下，國企爭先恐后的提出要“增強核心競爭力”、“提高企業執行力”、“打造良好企業文化”，從根本上講都是為了解決一個利益深層安排和處理不衡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國有企業跟外資、民營企業相比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于是，很多企業管理者潛心研究有關核心競爭能力、企業執行力與企業文化的西方管理理論，少數超前的國企管理者更是全方位的引進西方企業管理文化，試圖從中找到“良方”，以期診治國企中普遍存在的責權利不一致帶來的種種弊病。我認為，這里有兩個認識上的誤區。一是以文化“包治百病”的認識誤區。文化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最重要內容之一，但決不是唯一的內容!目前國企的問題集中在一個績效評價體系上，從深處想，應該是一個體制改革是否到位的問題，從淺處看才是一個觀念的問題;文化固然能解決一個觀念的問題，但于體制改革的問題卻無能為力，所以千萬不要把企業文化視為“萬能”，千萬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二是文化建設中“朝西看”的誤區。西方的市場經驗無疑要比我們豐富和成熟得多，但中國的文化土壤更是一個決定因素，從西方“拿來”的文化種子在中國大地上播下去，要避免“橘生淮北則為枳”的結果，就必須有一個“中國化”(亦即在“拿來”過程中“去西化”)的過程，從“圈文化”的特點來看，即使西方企業文化大舉進入，也有一個“入鄉隨俗”的改造問題。

　　雖然我國二十年的經濟轉型取得了較大進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確實解決了一些難題，但很多國企并未因此而擺脫競爭力不強、執行力不大、企業文化無力的困局。現在，幾乎所有的中國企業都不缺少規章制度，甚至有的企業制度弄得比西方企業還完美無缺，但就是不起作用，就是產生不出效率和效益!為什么?因為缺乏制度生效的文化環境，缺乏被文化武裝起來的執行人員!正如任何產品只有在市場中才能成為商品、才能體現出價值一樣，制度也只有在企業文化的庇護下才有力量、才不是一紙空文。因此，僅僅企圖在制度層面上解決問題往往會陷入“治標”不“治本”的怪圈中，只有尋找一種的企業文化模式，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國有企業的市場大轉型。

　　不可否認，我國國企大都經歷過經濟轉型帶來的巨大陣痛，在市場經濟的盲動行為中也付出了高額學費，很多企業都是負重前行。面臨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外資企業的涌入、民營企業的成長，國企正逐漸喪失其壟斷地位。今天，在資本、人才、資源方面，國有企業的劣勢已經一天比一天突出，克服這種劣勢就變得相當緊迫和必要，因此，對于我們的大多數國企來講，管理首先是一種危機管理，是樹立一種讓人們從危機中走出來的信心和文化，化被動為主動，變壓力為動力。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時候，看上去是已經山窮水盡、無力回天的情形，但如果領導者找對方向，調動別人沒辦法調動的資源，找到別人找不到的思維途徑，歷史往往就會在此變得豁然開朗。要讓一個組織蓬勃興旺，最重要的因素其實并不是我們經常注意到的所謂“謀略”，而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中最基本的就是領導和群眾力量的發揮，而這種力量起作用的和價值基礎就是企業文化，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一個企業有什么樣的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執行力。

二、鞏固領導影響力

　　領導力強弱取決于是否善于找到具有廣泛認同基礎的價值觀。

　　中國最早的改革家——商鞅，通過一系列變法，使秦國迅速成為諸侯國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最終為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商鞅變法重在兩條：一是“軍功無等級”，即凡立軍功者，不論其出身貴賤、職位高低，均可按功封官、按功獲得土地。這種做法，打破了按職位、貴賤分功行賞的制度，在軍隊中結束了奴隸主貴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襲制，極大的激勵了中下層小地主和雇農、甚至奴隸的戰斗積極性，使秦國軍隊的戰斗力迅速提升。二是承認土地私有，鼓勵了新興地主階層的土地擴張行為，不少荒地得以開墾出來，使秦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迅速提高。可以看出，商鞅變法最終成功的原因，關鍵在于找到了秦國最廣大群眾認同的基礎價值觀，即肯定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逐欲望，并對這種欲望善加利用。

　　談到卓越領導力，我們不能不關注拿破侖與毛澤東這兩位巨人。拿破侖之所以敢說“我比阿爾卑斯山還高”，是因為在他身后有十萬法蘭西革命大軍。毛澤東敢說“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也是因為在他身后久經鍛煉的解放軍，有幾百萬。如果分析一下他們雄兵的情況，會發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從士兵到將領，基本上都是農民。農民為什么要跟著他們呢?拿破侖說過，滑鐵盧一役，可以把他全部的“武功”一筆勾銷，他能夠“永垂不朽”的，只有一項“文治”——《法國民法典》(一部維護民主產權的法律)。因為拿破侖手中有一部《法國民法典》，法國的農民靠它保衛了從“大革命”中得到的財產權利。而同樣，毛澤東手中則有一本《土地法大綱》，中國農民靠它得到了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東西——土地。試想農民進行了土改，分了土地，為了保護自己的勝利果實，他們能不拚命嗎?還有什么比一支每個士兵都為自己的切身利益去拼命戰斗的軍隊更有威力呢?拿破侖揮戈所向之處，歐洲的封建王冠紛紛落地;毛澤東的麾下，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真的成了“紙老虎”。克勞塞維茨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可是象法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中這樣高度政治化的軍隊，卻也是古今罕見。革命有了這樣的靈魂，就創造出了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奇跡。因此，西方的政治家們從現代史中悟出的一條智慧是：“永遠不要去進攻一場革命”。

　　領導力的本質是什么?執行力的源泉又在哪里?我們不難發現，強有力的價值認同背后，是一切從民眾的物質利益出發的原則立場。雖然我們曾一度認為，共產黨隊伍更多的是精神力量，但是拋開表面的“文革”遺風，就不難看到：只有領導者的目標與被領導者的物質利益追求保持一致時，他所領導的集團才是最強大的。注重被領導者的第一物質需求，才有可能成就領導目標。最大限度的滿足創造者的物質財富訴求是一個團體驅動的基礎。只有具備了這一基本的基礎，軍隊才有戰斗力，政黨才有生命力，企業才有競爭力，領導者們也才有可能創造出偉大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