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單位的主力軍首先是學校、醫療衛生單位以及科研機構等。環衛部門也都屬于事業單位，因此回應反對給事業單位人員漲工資的意見，找到有說服力的理由并不難。

　　中國事業單位有約3000萬人，這是個龐大的群體，改革對他們的管理機制，這對提高整個國家的運行效率、促進社會利益機制更趨合理具有重大意義。

　　事業單位改革方案醞釀了10年，昨天終于出臺，說明再難的事，下決心推動就能做成。對這項改革不僅部分輿論反對，一些事業單位人員也很擔心，但當事情往前走時，社會的適應力會逐漸形成。

　　公務員漲工資的事情也應在反腐敗猛刮官場之后，適時提上日程。從社會真實利益的角度，做這件事的必要性一目了然。公務員的工資已經十余年未動，這一局面的負面效果既包括顯性的，也包括隱性的。當下繼續反對公務員漲工資的輿論，至少有一部分是情緒化的，而非扎根于社會理性。這種輿論是可以化解的，事實上在網上也并非“鐵板一塊”，因而它不該是改革應如何進行的重點依據。

　　調整社會各部分的利益關系是改革的難點之一，也是必須抓住的一個主線。絕對公合理不可能做到，讓大家都滿意更不現實。改革需追求相對公，對準一個時期里利益格局失衡的主要矛盾。

　　中國當下最突出的問題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有一批失去競爭力的窮人，對他們社會需完善保障機制，為此投入更多資源。國家顯然正在這么做。二是各類權力機構人員的合法收入偏低，他們的福利有相當一部分灰色化，這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增加權力機構人員的合法收入，這應同鐵腕反腐配合進行，這是確保反腐敗成果不會得而復失的制度性條件之一。

　　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導致公共意見的分歧，它在互聯網上表現得十分突出。但在現實社會中，這種分歧的對立性遠非在輿論場上表現得那樣尖銳。改革的總目標是社會發展和全體成員對發展成果的共享，但利益分配的結果不均衡又幾乎是必然的。后者是人類社會的規律。只要它不被肆意放縱，社會就能夠承受，因為我們別無選擇。

　　回想改革開放之初，農民先富起來，個體商販先富起來，以至于“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但人們相信改革的大方向，社會承受了那一個時期特有的利益不均衡。

　　公與合理不總是對應的，從利益層面看，改革其實就是對二者的反復權衡與調整。中國的改革要保持面對某些意見分歧時也能夠實現新調整，這對改革的可持續性是一項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