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的工作報告中，明確今年要制定黨內問責條例，將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制定問責條例，是繼2015年修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后，中央就全面從嚴治黨提出的又一重要部署。

本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先后在北京、遼寧召開座談會，會議主題便是就制定問責條例征求意見。

親自抓黨內法規的制定，并專赴地方調研，是王岐山工作的“慣例”。去年，在《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中，王岐山就曾先后赴河南、浙江、陜西、福建調研，并主持座談，對上述兩項制度的修訂聽取地方的意見。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格頗高。

作為治黨管黨的重器，中國共產黨的黨內規則制度體系，包括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7種類型。其中，黨章層級最高。

此前在黨內規則制度體系中，“問責制度”是2009年6月30日發布施行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規定》。

“從文件名來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層級更高，權威性也將進一步增強。”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認為。

與去年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一樣，問責條例也冠之以“中國共產黨”。對此，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這也就意味著，問責條例的對象將覆蓋全體的黨員和黨組織。

縱觀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推動的黨內規則制度的修訂和制定，謝春濤認為，這是“制度反腐”的實際舉措，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中央紀委在反腐敗中，非常強調要做好‘監督、執紀、問責’這三件事，問責條例將是制度建設一個重要部分。”謝春濤說。

了解到，按照此前慣例，新修訂或指定的黨內法規，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后，將很快對外公布。比如去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兩項黨內法規，獲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后的第9天對外公布了全文。

【內容解讀】問責條例是提高依規治黨執行力的制度保障

在充分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在日前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是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特別是依規治黨的重大舉措。此條例的頒布和施行，必將對提高依規治黨執行力發揮巨大的促進和保障作用，對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制定和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維護黨章權威和落實擔當責任的硬約束。依規治黨首先是依章治黨。黨章總綱明確提出“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是黨的建設的根本方針。黨章第37條規定“黨組織必須嚴格執行和維護黨的紀律”，這是對主體責任的具體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又根據工作需要通過設立組織、宣傳、統戰等工作部門。黨章第八章規定了各級紀律檢查機關的執紀監督問責職責。貫徹和執行黨章的這些規定，要求各級黨委要在認識、方法措施上跟上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部署是必要的，但僅如此又是不夠的。隨著問責條例的正式頒布和施行，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傳導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今后各級黨委及其工作部門和黨員領導干部如果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那么，就將被問責。從這個角度說，問責條例的出臺，也是在倒逼黨內各個責任主體在履行責任上只能做出擔當的唯一選擇。

其次，制定和施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提高依規治黨執行力的制度保障。依規治黨是依法治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內部政黨治理的主要任務。如今，中國共產黨已經制定了2部準則、28部條例和若干規則、規定、辦法和細則。制定和通過黨內專門的問責條例，不僅改變了過去問責規定分散，解決了黨政問責混同問題，整合了問責制度，健全了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把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而且實現了問責條例和紀律處分條例等其他黨內法規制度之間的有機銜接，為提高其他黨內法規的執行力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再次，制定和施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對權責對等原則的堅持和運用，也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推進政黨現代化理念詮釋和行動證明。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問責不能感情用事，要有規章制度依據和保障。問責條例對問責什么、誰來問責和怎樣問責做出全面系統的規定，體現了*失職必究、執紀必嚴的鮮明態度和堅強決心，使黨內問責程序化、規范化、制度化，強化了黨內形成有權就要擔責的價值取向，擊碎只想當官不想盡責的幻想，糾偏只顧爭搶權力卻無人負責的現象，監督端飯碗卻不干活的行為，破解只講權力不講責任的難題，推動嚴肅問責落到實處，促使黨內各個責任主體各就各位，履職盡責，失責必問成常態，在黨內立下問責規矩，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引領和示范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深遠的實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