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出臺是為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沒有人負責的問題而制定的面向全體黨員、追責對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力，管黨治黨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以下是為大家收集的關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釋放的3大信號內容，歡迎大家借鑒!

從嚴治黨拒做“廉潔的庸官”

今年已滿60歲的潘增武,是山西省交城縣人,整個仕途也沒有離開過山西。

18歲時,潘增武參加工作,之后12年間一直在山西煤田地質勘探l48隊工作。

1987年,他開始了在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的學習。課業結束后,潘增武擔任山西煤田地質勘探148隊開發公司經理。1996年,時年40歲的潘增武升任山西省煤炭地質局副局長,分管多種經營工作。

2011年8月,他再次晉升,擔任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委書記。

就在潘增武擔任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委書記不久,2011年11月,山西省煤炭地質局下屬115院原黨委書記閆全福、原院長王剛、原副院長謝安,因單位行賄犯罪被一審判處刑罰。

一審之后,山西省煤炭地質局對閆全福等3人僅進行了崗位調整,未按規定及時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通報中稱,閆全福等3人對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1月,二審法院對此案下達終審判決。此時,山西省煤炭地質局紀委書記李興武提出,應按規定給予上述3人黨紀政紀處分。然而,潘增武以3人已提起申訴為由仍不按照規定安排辦理。

2015年9月,在山西省委巡視組督促下,山西省煤炭地質局才給予閆全福等3人黨紀政紀處分。

2015年12月,潘增武退休。

2017年2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等問題,潘增武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降低退休待遇。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此次通報的7起典型問題中,還包括原上海城建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張焰等人因對巡視發現問題整改不力被問責;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原縣委副書記、縣長費長輝因班子成員嚴重違紀且未如實報告有關情況被問責等。

通報指出,被問責的人員作為黨的領導干部,本應恪盡職守、從嚴管黨治黨,卻在實際工作中不敢擔當、失職失責,嚴重背離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對這些行為實施問責再次說明,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

6月28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會議認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

對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釋放了中央將更加實行從嚴治黨的信號,“越往后執紀越嚴,越往后領導干部越要有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

“在當前的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一些領導干部出現了懶政惰政、不作為現象,‘問責條例’的通過,就是要求領導干部不僅要守紀律講規矩,還要有作為。”杜治洲說,“既不能做有作為的貪官,也不能做廉潔的庸官。”

“在建黨95周年之際審議通過‘問責條例’,再一次彰顯了*從嚴治黨的堅定政治決心,顯示了黨要管黨的信念。把從嚴治黨的政治承諾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和行動。”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反腐敗“好好先生”將被問責

在7起典型問題中,貴州省貴陽市工信委原黨委書記唐慧榮,則是因單位發生多人違紀違法問題被問責。

在唐慧榮任職期間,11月至2015年2月,貴陽市工信委原黨委委員、總經濟師周冰,投資與技術改造協調處處長屈藝等5人因違紀違法受到查處,涉案金額1000余萬元。

通報中稱,唐慧榮任職期間,對市工信委有關處室人員長期存在的收受企業賄賂和禮金問題,以及周冰在廉潔從政方面的不良反映和苗頭性問題,沒有足夠重視并采取有效監管措施。

貴州省紀委監察廳網站通報稱,周冰在擔任貴陽市工業和信息委員會科技處、產業政策與投資規劃處、中小企業發展處處長及黨委委員、總經濟師期間,利用管理工業技改項目及資金的職務便利,在申報項目、資金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接受企業和個人賄賂;假借親屬身份伙同他人成立公司,利用職權,以提供咨詢收取“咨詢費”為名收受賄賂。

2015年11月,周冰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強調,堅持問題導向,突出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管黨治黨不嚴不實、“四風”和腐敗問題多發頻發、巡視整改不落實等問題的問責。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問責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

杜治洲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已取得顯著成績,黨內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圍,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優勢正在形成,“‘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在反腐敗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履行反腐倡廉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

宋偉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抓起,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風”問題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同時堅持嚴厲查處腐敗行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提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效能的利器。

黨內法規體系逐漸走向完善

根據公開資料梳理,黨內問責制度的專門依據,其中之一是中辦、國辦在2009年頒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此外,黨內問責制度還分散在諸多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中,比如行政監察法、《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和《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等。

有學者統計,現行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與問責相關的多達上百部。

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規劃綱要中提出:“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員追求的高標準和管黨治黨的戒尺得到了明確。

2017年1月,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時提出:“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宋偉表示,“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應當是《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的修訂升級版,同時也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新理念、新思路。

杜治洲認為,從《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到“問責條例”,不僅是效力層級得以提高,也把過去散見于不同問責規定當中的制度統一到一部黨規中,提升了問責制度的權威性。

“從去年‘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出臺,到剛剛審議通過的‘問責條例’,都反映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完善,也說明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正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得到科學化提升。”宋偉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杜治洲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問責條例”的制定,一方面通過問責有利于“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的執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黨員領導干部履行廉政責任,領導干部不僅自身要廉潔,還要管好下屬的廉潔。

“‘問責條例’可以有力強化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的落實,也成為問責處理的重要依據。”宋偉說。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