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材中的“假課文”，期引發持續討論，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說明大眾已經開始自覺地檢視語文基礎教育水。其實，假課文是個案，比假課文更多的，是“水”課文??語文教材中體現的文化含量不足、中華文化精髓不足，讓很多語文教材有了“白開水”似的觀感。

回顧中國教育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中國一直有著重視經典的教育傳統。直至上個世紀前期，許多人仍然是自幼即閱讀中國文化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

歷史學家顧頡剛3歲時，母親就開始教他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歲時叔父即教他讀司空圖《詩品》，5歲時就開始讀“四書”、“五經”。文史專家錢基博9歲讀完了“四書”、《易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古文翼》，而且皆能背誦。文學家夏?尊10歲前讀了《左傳》、《詩經》、《禮記》。歷史學家周一良8歲在家塾讀書，學習《孝經》、《論語》、《孟子》、《詩經》、《禮記》和《左傳》。這些學者童年、少年所讀的這些著作，為他們后來的進一步學習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那一時期，民間的普通人也往往知曉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經典。國學大家姜亮夫年輕時從云南到四川，發現四川之地文風很盛。后來他在“憶成都高師”一文中說：當時四川的農人非常勤苦，“早晨雞叫就下田，一有閑空，躺在草堆旁一面曬太陽，一面讀詩、學《論語》。文化已滲透到田頭，所以民間的對唱、詠詩很普遍。民間讀五經、四書也很普遍。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轎人前后對答往往有詩句，尤其是唐詩。”

兒童、少年時期閱讀《論語》等經典，能夠讀懂嗎？今天人們對此不無疑問。對此，金克木在《書讀完了》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認為，“五經”以及諸子經典是學習中國文化的基礎，不讀這些著作，就難以真正讀懂后來的書籍，并進一步說道：這些書，除《易》、《老》以外，“大半是十來歲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過去。我國古人并不喜歡‘抽象思維’，說的道理常很切實，用語也往往有風趣，稍加注解即可閱讀原文。一部書通讀了，讀通了，接下去越來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從前的孩子們就是這樣讀的。主要還是要引起興趣。孩子有他們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別是不能摳字句，講道理

。大人難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金克木的話，非常富有啟發性。

上個世紀前期的一些學人的閱讀實際，也印證了金克木所說的話。如顧頡剛7歲時開始讀《左傳》，他回憶當時的閱讀感受時說：“我讀著非常感興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時的社會中了。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長在我的腦海里活躍。”關于詩經，顧頡剛這樣說：“我讀《詩經》，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輕妙，態度的溫柔，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自然，小學生閱讀經典，對經典的內容不可能完全理解。但這其實是沒有關系的。孩子能夠有所感受，有部分的理解也就足夠了。更多的理解，是留給未來歲月的。語文是基礎，這所謂基礎，應該理解為人的整個一生的基礎。語文教材所選的文章，應該是那些值得人一生回味和思索的作品。不值得回味的作品，其實也是不值得學習的。

相比之下，今日的《語文》教材中，中國文化含量不太夠。北師大童慶炳教授曾提出建議，他認為小學生入學，即可以學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小學一年級教材的第一句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孩子們就覺得一跨入學校的門檻，就與現實的世界不一樣，就似乎一下子進入了‘學問’的‘深處’，他覺得深奧，覺得困難，覺得陌生，覺得不易理解，但同時覺得有意思，有興趣，有挑戰，這會極大地提高他對學校的認識，對學習的認識，極大地提高他學習的積極性。”這是很有道理的。

孩子學習的內容，應該是有一定難度的。兒童對那些自己完全能懂的東西，也是沒有什么興趣的。他會覺得，這樣的學習內容沒有味道。孫紹振上小學時，教材上的課文是“喜鵲叫，客人到，媽媽去買面，面上一塊肉，客人吃了點點頭”之類。對這樣的課文，他的感覺是：“一點味道也沒有，白開水，幾乎全是廢話。”當時，他母親教他的詩歌是：‘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以及“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這樣的詩歌，對于剛上小學的七八歲的孩子而言，未必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但他卻對這些詩歌更感興趣。有一定的難度，孩子才會“覺得有意思，有興趣，有挑戰”，有學習的積極性。

日來，語文教材中的一些課文如《愛迪生救媽媽》是“假”課文，這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爭論。語文教材中確實有一些“假”的課文，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太簡單，特別是，課外的文化含量太低。《愛迪生救媽媽》一文有500多字，告訴學生的不過是：愛迪生是個聰明的孩子，我們應該向愛迪生學習。這500個字，還不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8個字更有教育的價值。文化的含量低，特別是中國文化含量嚴重不足，是當前語文教材的一大問題，這一問題不應再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