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戶口不在北京怎么給小孩上小學

二年級學生在上武術課。孫亞男/攝

在北京市昌區一所大學校園里，有一所租來的學校。這里有450名非京籍學生，年級分布從小學到高中。這些孩子和他們向往的大學生活，只有一道鐵柵門相隔。自2012年創辦以來，這所名叫臨川學校的地方，一直被非京籍學生家長視為入學的希望，是“全北京獨一家”的存在。

在北京這座人口超過2000萬、擁有眾多學校的特大城市，中考、高考均未向非京籍學生開放。

作為一種探索，臨川學校最初只為江西籍的在京學生，提供完全按照江西省高考自行命題方向的教學實踐，后來又擴展到非江西籍的在京孩子。

“這是一個探索、一種嘗試，我只是想讓北漂的孩子能夠像當地孩子一樣正常上學，正常中考，正常高考。”10月的最后一天，學校創始人胡雨龍從沙發上站了起來。他戴著眼鏡，身穿深藍色西裝，系著條紋領帶。這位看起來儒雅的男子，一說到關鍵處，忍不住激動地揮動手臂。他執筆寫的校歌里宣告著“向前的洪流不可阻擋”。

7年前，胡雨龍調到江西省撫州市駐北京辦事處工作，老鄉都叫他“胡老”。此前，他是該市臨川區教育局局長。

在他初到北京時的一次老鄉聚會上，有位開著豪車、能呼風喚雨的企業家向他大倒苦水。“物流業做得很大，業務量在亞洲都排得上號”，但只有一件事能讓他低頭認慫。因為沒有北京戶口，這位企業家面臨艱難的選擇：要么放棄事業帶女兒回老家讀書，要么放棄親情讓女兒獨自回家鄉上學。

這次聚會，讓胡雨龍感觸頗深。后來，這名前教育局長發現，只要老鄉湊到一起，話題都離不開“上學”。

2000年后，北京開始提高非京籍兒童入學門檻。2010年，北京市普通小學招生人數里，一半為非京籍學生；初中比例降至30%；而到了高中，非京籍學生僅剩10%。根據有關規定，非京籍考生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

對于為北京帶來景德鎮陶瓷、安義門窗、吉安菜品和資溪面包的40萬江

西人，“能讓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成為剛需。一些家長選擇職高或費用高昂的國際學校，但更多的人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讀書，成為留守兒童。即使靠“拼爹”留下借讀，返回江西高考時，又要面對與北京教材完全不同的試卷。

在另外一次飯局上，圍繞非京籍學生能否在北京上學、高考的話題再次展開。

“我再有能耐，也解決不了孩子上學問題，政策何時才能放開？”胡雨龍的非京籍老鄉端著酒杯一飲而盡。

“北京教育資源有限，放開門檻那還不得崩盤？”手握北京戶口的老鄉拍著桌子反問，陳述僧多粥少的現狀。

飯桌上狂風驟起，胡雨龍左右為難，兩邊各執一詞，他都能理解。有人把他推向風口，提議由這名曾經的教育局局長親自操刀辦一所學校，解決江西非京籍孩子上學問題。

“與其等待政策變化，不如探索出一條能夠實實在在解決問題的新路子。”他重重拍了一下沙發扶手，“上為政府分憂，下為百姓解難。”

在北京江西企業商會的鼎力支持下，他決定“用行動終止這場毫無意義的口水戰”。

胡雨龍也短暫擁有過北京戶口。上世紀80年代，他曾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畢業后，他選擇回到江西老家。2004年他執掌臨川教育局。臨川一直被江西學生奉為“讀書的圣地”，臨川一中、二中聲名遠揚，“不亞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在北京的地位”。

“雖然還是要回原籍高考，但把臨川的學校搬來北京，就能讓江西籍學生享受親情的同時，還能享受家鄉的優質教育。”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胡雨龍用手輕輕點著膝蓋，對自己熟悉的領域充滿自信。

在高一（1）班的教室里，貼在后面的成績單格外顯眼，黑色水筆大大地寫著每個人期中考試進步的名次，許多人都比兩個月前剛入學時前進了不少。語文課上，老師正引導大家思考“我們為什么需要學習魯迅”。

25名同學被分成幾個小組討論，“正直”“敢說真話”“不妥協”等詞語紛紛蹦出來。“勇敢面對現實”，有位同學高聲說道，又很快捂了一下嘴。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的這句話，胡雨龍常說給自己聽。不管多艱難，他決定走出一條路來。

在北京城1.6萬方公里的土地上，找場地這件事輕而易舉地難倒了他。為了滿足獲批籌建的條件，2011年一整年，他天天泡在網上找線索，均每天跑2個地方，大興、房山、順義通通找遍。

“就差密云沒去了。”他掐著指頭算著。因為舍不得花錢，這個駐京辦負責人常常靠地鐵和公交車出行，一趟就要花三四個小時。而在臨川，這位曾經的教育局長想要落成一所學校，只需“大筆一揮”。

就在2011年，北京針對非京籍兒童入學管制開始加速，先后關停24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胡雨龍想為非京籍學生爭取一個座位。

辦學許可證申請下來了，但爭取來的資金卻“掉了鏈子”。因為辦學校沒錢賺，看不到立竿見影的回報，最開始的5位投資人里，有2位撤資。開辦學校的4年里，始終沒有實現收支衡。很多家長覺得每年2萬多元的學費“有些貴”，但這些收上來的錢“夠房租就不夠給老師發工資”。

那段時間，他靠跑步解壓，這是胡雨龍上大學時摸索出的放松法。一到晚上，他就換下白天穿的西裝、皮鞋，套上一雙舒服的運動鞋，他慣了在黑夜里摸索著向前奔跑。

胡雨龍的行為打動了一名江西省領導。“我們派老師援疆、援藏，為什么不可以派老師去北京教育我們的孩子？”為了保證師資力量，這位領導專門批示，將派往北京臨川學校的教師作為撫州市派駐教師，保留公辦教師身份，“讓外地的江西學生感受到家鄉的溫暖”。

這名前教育局長聘請臨川一中老校長盧國興出山，在各重點中學招兵買馬，一些老師被這項“為江西娃娃好的創舉”吸引，10多人的教師隊伍很快集結。

然而2012年臨川學校開始招生時，僅有70位學生。投資人勸他“別辦了”、“虧不起”。

“哪怕只有5個人、10個人，也要辦！”胡雨龍的回答斬釘截鐵。這種堅持，就像他讀大學時，曾獨自一人從北京海淀區徒步去長城一樣，即使再難也不停步。

在胡雨龍辦學兩年后，政策又變了，非京籍家長需要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等，才能辦理9年義務教育入學手續。2017年，非京籍學齡兒童入學需持有的“五證”變成了28個證件。

因為缺少其中某項證明，林超讀初一時，就被學校老師提醒“在北京不能上高中，盡早聯系學校吧”。于是，父母將他送回江西老家。

“根本融入不了江西的學校生活。”這個滿口京腔的男孩嚼著碗里的糖醋排骨，招牌贛菜他并不喜歡。

轉回江西上學后，老師用家鄉話講笑話，所有同學都笑了，只有林超不知所云。不在父母身邊的日子里，他甚至開始學會用拳頭解決問題。半年后，林超逃回北京，想學散打，“再也不想上學了”。

和林超同班的一個女生，初中時在一所公立學校就讀。同學之間常用“我有”造句，當其他同學用帶著炫耀的語氣說出“我有北京戶口”時，她只好立即閉嘴。即便是班里的學霸，在非京籍的標簽下，漂亮的分數沒有任何說服力。而在臨川學校，“大家都是非京籍，不會感到被歧視”。

如今，林超在臨川學校上高一。林超在《紀念劉和珍君》這篇課文上工工整整地記下老師的板書：劉和珍是一位渴求真理與進步，富于斗爭精神，有遠見卓識，溫和善良而又具有愛國熱忱的青年學生。這個曾經不想上學的男孩回到了父母身邊后，連續前進，在上次的生物考試中取得了單科狀元。

在這所租來的學校里，江西元素隨處可見。走廊上，臨川人湯顯祖、王安石、曾鞏在墻上微笑，班級也以這些名人命名。為滿足“江西胃”，學校食堂特意推出小炒肉等江西招牌菜。但這些自小在北京長大的孩子起初并不認識他們的名人老鄉，他們的味蕾也失去了喜食辣椒的故鄉記憶。現任校長魏媛媛還把從江西引進的臨川教育模式和北京的素質教育結合在一起，“既有江西的勤學，又有北京的眼界”。

這些能留在父母身邊的孩子，用紅紙折了幾朵百合花送給胡雨龍，他一直珍藏在書柜里。

“以前暑假時，我趕緊關手機，就害怕別人托我辦入學的事。”胡雨龍晃晃手機，“現在必須開機，而且要主動把學校推銷出去。”在培養了兩屆畢業生后，這位一直低調的教育工作者漸漸接受媒體的采訪，一遍遍闡釋自己的想法。在他看來，這是“在為北漂孩子探路”。

2015年起，江西高考不再單獨命題，納入全國卷范圍。臨川學校拿出更多的名額招收其他籍貫的孩子入學，也開始擴充來自全國的師資力量。北京的公立學校老師貼出臨川學校的招生信息，為非京籍學生指出“第二條道路”。江西省領導多次前往學校考察，為這種服務老鄉的方式點贊。一位來咨詢的父親把手里的招生簡章緊緊攥住，感慨“孩子終于有了一個不需要搬來搬去的窩了”。

胡雨龍辦公室窗外，一只叫汪汪的小狗和學生追逐著。學生搭了一個窩，喂它牛奶和火腿腸。流浪了好多年，它也在臨川學校找到了家。

在教育局工作時，胡雨龍總倡導“辦學要和社會需求相結合”。當他面對的不再是一疊疊文件，而是一雙雙迫切渴望上學的眼睛時，才終于摸清了這句話的份量。

“孩子感受到了社會的溫暖，他就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胡雨龍用手指輕輕推了推他那副黑框眼鏡，臉上終于有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