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嚴偉撰文認為，養老領域有太多似是而非甚至誤導性的概念和理論，他不太贊同延遲退休的觀點。

　　嚴偉所講的一點確實有道理。我國仍是一個高速增長的轉型國家，單位勞動生產率仍有快速大幅提升的空間，因此考慮未來養老金的供給能力，如果只看非勞動年齡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是一種刻舟求劍式的零和思維。在未來，較少的年輕人或許可以養活較多的老年人。

　　但是，這也不意味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和人口紅利的消失就不值得警惕。嚴偉以我國財政收入30多年來均每年增長15%為據，推論出未來國家撫養老人的能力會更強，但一個被忽視的因素是，財政收入增長的本源依然是經濟增長，而我國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會對未來的增長潛力產生一定的制約，尤其是在當前依賴制造業、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仍待轉型的情況下。而且，隨著生產率和個人收入的提高，一個社會所普遍接受的老年人體面晚年生活水的標準，包括他們享受到的醫療服務的水等，也會水漲船高，因此未來單個老人所需的養老金水也會提高。因此，固然不必對養老問題過度擔憂，但否認潛在的養老問題也是不對的，尤其是考慮到我國當前居民基本養老保障水仍然非常低、亟須改善的時候。

　　所以，養老金未來的支付能力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不過這不意味著實行延遲退休就是必然可行的出路。人口結構變化被看做延遲退休的理由之一，國外尤其是一些歐洲福利國家推遲退休年齡的做法，也被看做一種海外經驗。但是，法國及一些北歐國家所考慮的延遲退休，是旨在拯救高福利制度與老齡化情況下養老金的不足，這與我國仍在建設基礎社會保障網絡的國情是截然不同的。

　　有觀點認為，推遲退休年齡已是一種必然趨勢。其實，要全面的看待此問題，即使需要，也是一種共識性的“社會契約”的重訂。如果單憑己見就推遲退休年齡，那將是對勞動者最初的心理預期的單方違反。因此要實行延遲退休，至少也要有一個努力追求社會共識的過程。另外在當前的養老金雙軌制之下，對某個群體的延遲或不延遲退休，也必然會遭遇關于公性的拷問。即使只延遲一兩年，也會意味著很多活不到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就無法享受養老金了。

　　應對這些問題仍然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須考慮到成本負擔的公性問題。主要應該由政府發揮更大的保障職能，把財政收入蛋糕中更大比例的一塊用在養老等民生方面，同時改革現行的養老金體系，尤其是改善養老金的管理和收益性，而不只是靠延遲退休。退休年齡規定的實質是社會財富的公分配問題，而要實現公分配就需要全面地考慮所有群體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