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單位養老并軌：公益類事業單位人員成受影響最大的群體

　　事實上，即便是實際收入較高的醫療機構、高校等公益二類事業單位，也對不充分的改革有怨言。

　　“事業單位雖然退休工資高，但是在職收入比企業低。以我為例，讀了很多年博士，又出國進修學習過，到現在工資才1萬塊錢左右，還不如我的研究生剛畢業的收入。而且，工資收入里只有3000元是財政給的，其他7000元是學校和學院發的。”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教授劉昕說。據他所知，退休后績效工資和補貼就都沒有了，只有五六千塊。

　　公益類事業單位以教師和醫務人員為主體，他們將是受改革影響最大的群體。按照最新的統計數字，全國專任教師超過1400萬，醫務人員達到860萬。由于長久以來人員冗余、效率低下的社會形象，行政類事業單位對改革形成的阻力被看作是對既得利益的維護，在合理性上立不住腳。而教師和醫務人員則不同，他們不僅面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而且教師群體更是有《教師法》作為法理依據，這使他們在反對并軌時，比其他人更迫切和公開。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正值試點方案發布不久。77名主要來自教育界的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建議暫時停止在教師隊伍中進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他們認為，《教師法》規定教師收入應當不低于當地公務員，自然也應該包括退休收入不低于公務員。

　　公務員獨立于養老改革之外，雙軌制便依然存在，只不過對比力量發生變化而已。過去幾年中，一直堅持先動事業單位，公務員暫時不動的思路已經被實踐證明無法走通，改革很難單兵突進。而現在，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已經被明確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意味著公務員養老納入社保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由于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切割而產生的阻力變小，成敗的關鍵便更依賴于改革的成本由誰負擔。

事業單位養老并軌：改革由誰買單

　　養老金并軌后涉及的首先是籌資機制問題。按照財政撥款類型的不同，全額撥款、差額財政補貼、自收自支事業單位的欠費是由財政兜底還是個人補繳，老中青三代人群應該如何區分對待，個人繳費是否應該以漲工資為前提，都需要以全面的調研和測算為基礎。

　　有學者估算，按照8%的個人繳費率，如果3000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月均工資2500元，每年空置的個人賬戶中少繳費用達720億。財政不可能為此全部埋單。

　　“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相對來說不會涉及很復雜的制度設計，而“中人中辦法”則會產生欠繳費如何補、補多少的問題。

　　“全額撥款或者差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主要看財政能不能兜底，這些人已經欠繳費很多年了，退休之后要動用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基金的部分錢，這可能會使某些地方的社保基金形成缺口。”蘇海南說，如果全國算總賬，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退休金改由各地養老保險基金支付，不足部分由財政兜底，這一兜底壓力基本不會增加，但是對于財政吃緊、社保基金也不充足的地區，短期內肯定有影響。

　　在養老基金本身就面臨諸多問題的情況下，如果籌資的辦法不理順，新涌入的事業單位人員無疑會使養老基金的負擔加重。人社部最發布的公報顯示，2017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3019億元，比2017年再增加371億元。以財政補貼為重要來源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因此也受到質疑。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2017年有19個省份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收不抵支;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缺口較2017年擴大約240億元。“這么多地方有缺口，肯定只能拆東補西，或者靠中央的轉移支付撥款勉強維持。”劉昕說。

　　而對于已經脫離了財政供養模式的自收自支單位來說，并軌之后要拿出一部分錢交養老保險是短期內最實際的問題。“有些事業單位經濟效益不好，沒什么創收渠道，而且當地財政一般不會為他們兜底，欠費需要單位自己拿錢去補。壓力當然很大。”蘇海南說。

　　不過，一些事業單位人員，也并不把進入社保看成壞事。據吉林省某重點中學教師萬代遠介紹，自己的收入中60%~70%是浮動工資。也就是說，按照目前的制度，退休后只能拿到2000到3000元。“雖然是國家白給的，但也太少了。”他說，進入社保后，繳費基數如果按照實際收入算，退休后拿到的錢肯定會增加。

　　而在劉昕看來，養老并軌有助于解決事業單位人才長期不流動的問題。“事業單位的人員想走但是又沒法走，離開的話退休金就沒有了，等于凈身出戶，必須在體制內退休。去企業的話，又沒有養老金累積。”劉昕說，并軌之后，可以使事業單位人才向企業流動沒有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