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的新十六字方針是什么?

“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被稱為依法治國的“新十六字方針”。

它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

首先是對法治的基本定位，即“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其次是法治的基本方針，即“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再次是法治的基本觀念，“堅持法律面前人人等”，這體現了黨在法治建設中一貫的基本理念，也是對報告中倡導的“自由、等、公正、法治”的核心價值的呼應。

新十六字方針體現了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之間的連續性，也突出了法律實施在依法治國中的優先地位。

新十六字方針的提出，標志著*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依法治國的新十六字方針解讀心得體會一】

歸根朔源，如果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建設基本方針引導我國進入依靠法律制度開展社會管理的規范之路，可視為依法治國的1.0版。那么，“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則是從文化之治的全新高度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注入了嶄新動力，堪稱依法治國理念的2.0版!“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的*對法治建設系統理論構建工作的高度重視，是站在歷史新起點上提出的更加明確的法治建設戰略目標，吹響了當代中國走向法治強國的新號角。

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展示對法治建設深度審視的寬廣視角。審視當代中國法治問題，必須有寬廣視角、長遠眼光。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之于當代中國法治文化的寬廣視角，既體現在從法治歷史脈絡中探尋大邏輯，更體現在立足時代制高點去把握大格局大趨勢。時代在發展，當代中國的各項改革正在“轉型增質”的新常態中全面發力，依法治國要增加新的文化內容，它必須要有時代感，必須要與中國當下的國情相契合!正是基于這種寬廣的視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都在對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發展脈絡、司法改革新形勢、新任務以及法治建設新藍圖的再研判與新探索中，不斷增進對法治建設重要性與規律性的認識，由“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四大維度層層遞進，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制建設基本方針既有經驗成果中萃取全面依法治國“十六字”新方針，進一步闡明了法治建設與主體責任之間的深層關聯，從保障法治的正當化到反映法治的人民性角度完整闡述了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文化意義，深刻揭示了建設*的必然趨勢與必由之路。

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體現對法治建設關鍵領域的深度關注。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運行在于法的制定、執行和裁定，不讓制定出來的法律只存于紙上和墻上，而是在各個子系統的嚴格落實：強調“科學立法”，為社會各方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創造更多條件，以提升司法的公正義;強調“嚴格執法”，是針對政府在行政過程中的違法行為，要求“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強調“公正司法”，是透過司法體制改革，預防外部權力對司法審判活動的非法干預;強調“全民守法”，不僅包括每個公民，也包括了立法，執法和司法機關，他們都要成為守法的主體，這是提出了構建法治國家的宏偉愿景。這樣，立法、執法、司法和民眾，樣態多元，理念趨同，節節相扣、芳華競領，讓用法者在法律面前站穩腳跟，挺直脊梁，只服從法律事實，讓法治價值真正彰顯于社會成員的內心認同之中，回應著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法治需求，從而真正構筑起普世意義上的法治文化精髓。

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蘊含對法治建設重大問題的積極回應。從問題出發，是我們黨理論探索的寶貴品質，也是改革創新驅動發展的根本所在。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沒有現成的模板，更不可能是西方國家法治模式的翻版，而應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創造性法治實踐。當前，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群眾反映強烈;部分公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對此，因此，全面依法治國“十六字方針”從“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四大維度一一回應，用“科學立法”來明確*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用“嚴格執法”來明確法治政府建設的穩步推進，用“公正司法”來明確司法體制的不斷完善，更用“全民守法”明確全社會法治觀念的明顯增強，從而賦予了法治文化理論新成果引領實踐新發展的深厚根基。

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闡明法治建設的中國思維。如何傳承好中國人民自己的法治基因、實現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何制定出符合國情的良法，讓全社會“學法、用法、崇法、尚法”的法治文化活力充分涌流?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法治新故事，彰顯出當代中國法治文化獨有的理念、智慧、神韻以及普世價值?對此，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藍圖上層層細化，用十六個字，四大維度，由淺入深，由點及面，由頂層設計到具體落實，突出立案、執法和司法機關的能動性，更突出人民群眾作為法治的主體性，全面而又系統地回答了如何以*發展道路為路徑選擇，推進*建設的深層次問題，有符合當代中國特殊國情的邏輯思維，明確指導、重要任務、承揚傳統和互動借鑒，理清了法治建設中“一與多”、“古與今”、“中與外”、“常與變”和“法與人”等基本關系，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落實全面依法治國的總體要求，進一步揭示了法治建設的與本質要求，從而闡明了法治建設的中國思維，對于堅定務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意義重大。

全面依法治國“新十六字方針”，文化之治，任重道遠!它從“努力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到要求執法者“站穩腳跟，挺直脊梁，只服從事實，只服從法律，鐵面無私，秉公執法”;從“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正義”到“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在全社會弘揚*精神”，為國家法治建設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價值遵循，澎湃著勃勃的法治建設時代新氣息，讓法治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信仰，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注入法治文化的嶄新動力。

【依法治國的新十六字方針解讀心得體會二】

答問一：為什么需要從法律文化與法治文化的異同來理解“新法治十六字方針”?

自從提出“法治文化”這個概念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法律文化與法治文化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我的初步思考結論是：從形式意義上來講，法律文化與法治文化沒有實質性的差別，我們從兩者的形式要件來看，其觀念、制度、規則等，沒有實質性的差別;但如果從其內容上看，它們之間有一個實質性的區別，即法律文化是一個中性概念，法治文化是一個價值概念。法律文化有好的也有壞的。法律文化可以是正價值的文化類型，也可以是負價值的文化類型，可以用來表達人類歷史上出現的任何一種法律文化類型，希特勒時代的法制也是一種法律文化，獨裁專制也是一種法律文化;而法治文化是有價值要求的，法治文化必須包含一種正價值，法治文化應該是蘊含了人類歷史上各種正價值的文化類型，不論從制度到觀念，都必須是包含和反映了人類的基本價值，即應該是反映了人類進步的、先進的、優秀的法律價值理念和法律制度構造，具體而言，法治文化應該是包含了民主、人權、等、自由、正義、公等價值在內的人類優秀法律文化類型。在這樣一個理解的基礎上，來構建法治文化的結構，這是我思考的一個主要觀點和結論。

按照以上的思考，我想從解讀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法治十六字方針”入手，來看看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關系。

十八大提出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是十八大明確提出的四句話十六個字，我把它概括為“新法治十六字方針”。我認為“新法治十六字方針”就是法治文化的體現，而原來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是法律文化的體現。原來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中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形式法治的要求，并沒有講明是什么樣的法，而“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也是形式法制的要求，對于法的內涵沒有提出什么要求(當然可以解釋為有良法的要求)。而“新法治十六字方針”是有價值要求的，是整體的法治運行機制，對法治的四大環節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都提出了不同的價值要求。

答問二：為什么新十六字方針沒有突出“民主立法”，而使用了“科學立法”的概念?

新十六字方針在講到立法時提出的是“科學立法”，我特別注意到沒有提過去的民主立法，雖然在報告的其他部分也提到了民主立法，但新十六字方針中為什么沒有突出民主立法，而使用了“科學立法”的概念?這其中還是有很大的思考空間和研究余地的，法治文化的研究恰恰應該關注這個。這些年國際社會對民主的討論以及我們對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新的發展，從歷史的和現實的實踐表明，通過民主的形式立出來的法也不必定是個好東西，希特勒的法律就是通過民主程序得出來的。民主化只能是采用程序化的方式解決多數人同意的問題，但經過民主化的方式不一定必然導致科學化(這還不包括那些借民主之名而行反民主之實的事件和行為)。比如有些科學問題、學術問題、技術性問題、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問題等，還得遵循科學規律和學術規律，而不是多數人說了算。但我們不能用反命題而退向專制化，說民主解決不了科學化，是否專制就可以解決科學化，這樣的提問本身是歸謬的。民主不能解決真理問題，即民主不一定會導致正確決定，民主只能保證多數人意志的形成，僅此而已，這也是民主的主要價值所在。這是我們經過多年的思考得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認識。民主解決的是多數決的問題，多數意志的問題，民主只能做到這一點。民主是程序化要求，民主最主要的價值就是通過程序化要求反映多數人的意見。而“科學立法”的內涵就很多了。什么叫科學，什么叫不科學?“科學立法”可以將立法中的許多價值含量都能包括進去。比如公這個價值，要不要體現到立法里面?立法公了是不是就是科學的呢?當然我們討論的時候，還是要把公和科學分開來考慮，科學有科學的含義，比如科學追求理性化，追求這種可計算性，可預見性等，但從科學這個大的方面去看，法律制定的是公的，就是科學的;立法具有可預見性、可操作性，就是科學的。如果出臺的法律根本就實施不了，口號喊得再高也無濟于事。所以，“科學立法”是一個高度的概括。

答問三：為什么說新十六字方針提出的“嚴格執法”，主要指行政執法?

新十六字方針在講到執法時提出的是“嚴格執法”(這個執法主要是指行政執法，以和司法相區別)，這又提出了一個價值要求。法律實施過程中，執法承擔著相當大的任務，而執法不嚴是法律實施中的主要問題。嚴格執法是關乎法律權威及其生命的大問題。我們這些年把眼光過于聚焦于司法，有人甚至提出我們現在面臨著“立法中心主義向司法中心主義的轉移”，我認為這種觀點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可能。首先，我們有沒有立法中心主義?是沒有的。我們有立法為先導，因為在制定法國家，首先要制定規則，有規則才能執法，才能司法，才能守法，所以規則先行即立法先導，但是不是立法中心?這是需要考證的。其次，說轉移到司法為中心，有無可能?我國現有242部法律，80%是靠行政執法去實施的，所以怎么可能司法中心主義呢?如果再加上公民守法，公民守法也是法律實施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從理論上講，每一個公民都是一個守法主體。所以，從法律實施來看，從比例上來分析，行政執法和公民守法承擔著非常重要的任務。如果提出司法中心主義，將法律實施這樣一個復雜而繁重的任務全部都歸結在司法上，對司法是不堪重負的，加大了原本就已經非常沉重的司法負擔，對司法反而是不利的。司法是非常重要的，但從法律實施來講，從科學的分析角度，司法是不告不理，無論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司法的被動性是它的本質特性，因此，它承擔的使命是有限的，它承擔的任務量也是有限的。

答問四：如何理解新十六字方針在講到司法時提出的“公正司法”?

新十六字方針在講到司法時提出的是“公正司法”。要求司法必須達到公正，而公正就是一個最鮮明的價值目標。關于司法目標到底是什么，這二十多年來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不斷的根據形勢的發展而做相應的調整和變化。2003年時提出的司法目標是“公正和高效”兩大目標;后來司法權威面臨著挑戰，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就提出了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體制，把權威又作為司法的一個目標。十八大繼續延續了這樣一個提法。它是由于每個歷史階段發展不同，社會情勢不同，提出的目標也不同。但是不管再怎么變，公正一直是司法的最高追求。高效也好，權威也好，都要服從并最后歸結到公正上去。所以公正司法其實就是對司法的一個價值要求。

答問五：為什么新十六字方針在講到守法時提出的是“全民守法”，“全民守法”解決什么問題呢?

我認為“全民守法”這個提法解決了我們這些年一直在爭論的誰來守法的問題。大家知道，這些年關于法是為誰制定的，法到底是治誰的，有很大的爭論。有的學者說，法是治官的、不是治民的，這樣的觀點，表面上看，好像很具有“政治正確性”，很符合“群眾路線”，但從法理上講，這樣的觀點是不成立的，說得尖銳點，帶有民粹主義傾向。法是一種普遍性規則，這個規則適用于哪個主體，哪個主體就要適用。不是說，法就只是治當官的。當然，對于當下中國一些官員貪腐蔓延這樣一種現狀，人們出于一種義憤，說法就是要治當官的，這只是一種情感表達，一種發泄，不是一種理性的、學理的、學術的觀點。法律是一種普遍性規則，這種普遍性規則是不分當官與當民的，當然對于一些特別主體法如公務員法、或以后可能制定的反貪腐法、官員財產申報法等，適用于特定對象，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說法就是治誰的。這樣的說法不符合法理學對法律性質和作用的一個基本判斷。所以提出“全民守法”這個概念(這些年我一直在提“全社會”這個概念，接于“全民”的概念)，是指不論什么主體，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要守法。當然“全民守法”不單指全體公民，還包括法律擬制人，即除了自然人，還要包括法律擬制人，如政黨尤其是執政黨，國家公職人員，國家公權力機關，等等，守法主體是要作分類的。因此，“全民守法”這一概念的提出就把我們這些年爭論的守法主體問題給解決了。

答問六：怎樣理解“新法治十六字方針”與原來的法制十六字方針的區別與聯系?

所以我認為，新十六字方針是法治文化的經典表達，它同原來的作為法律文化表達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是有區別的。當然，原來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仍是重要的，十八大報告對它仍然做了強調。這又涉及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之間的關系，或者實質法治觀和形式法治觀的關系。原來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雖然是一種形式法治觀的表達，或者法律文化的表達，但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之間是有一個內在的聯系，沒有法律文化，法治文化就是空的，正如同我年反思過的，發達的法治狀態應該是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的共存，而不是我們許多人認為的是由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的過渡。“共存說”可以正確地詮釋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兩者的關系以及對于實現法治的意義，而“過渡說”忽略了形式法治對于實現法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