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抗戰勝利紀念日手抄報圖片與內容：牢記血淚歷史

對于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到底定在哪一天最好歷來是個爭論。在香港，這一天是8月15日，在大陸則是以日本對同盟國各國遞交降書的那一天??9月3日為紀念日。

如今這個節日有些淡化，許多人不知道我國有這么一個節日。這是不應當的。八年抗戰是艱難的，我們犧牲了無數的同胞，以他們的熱血才換來了今日的和。我們作為青少年，應該牢記這些血淚歷史，了解和生活得來的不易，以此來激勵自己。

抗日戰爭(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國際上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Sino-JapaneseWar)，是指20世紀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從1937年七七事變國民政府發表《告全體將士書》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結束，歷時八年，被稱為八年抗戰、或簡稱抗戰。

1931年，侵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完全侵占中國東北，并成立偽滿洲國，此后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沖突，國民政府則采取妥協政策避免沖突擴大。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附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在戰爭初期，中國投入大量軍隊以遏制日軍的進攻;隨后交戰雙方即轉入相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力量逐漸發展壯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太洋戰爭后，美國的羅斯福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中國戰場成為二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簡稱)的主戰場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但戰爭過程中民眾的國家觀念得到了增強，戰爭的勝利極大的提高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

歷史淵源

在中日兩國關系史上，有著幾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有徐福率數千童男童女東渡日本的記載外，公元7世紀，日本先后18次派遣使節、留學生、學問僧人來中國，學習唐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生產方式和中國文化，形成了持續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國建立，在強大的明朝加強睦鄰友好關系的時刻，日本為解決國內經濟困難，發展對華貿易，專門派遣使臣來中國，甘愿做中國的屬藩，以獲得同明代中國的“勘合貿易”權益。但是，隨著1868年明治維新后國力的迅速強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便是其對外擴張侵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這次戰爭是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日中兩國國力的懸殊對比以及國際社會綏靖主義政策等多種因素作用的后果。

日本對外擴張政策

主詞條：明治維新

日本對外擴張的淵源，可以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等。其中，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的《經世秘策》一書中指出：日本國土有限，物產不豐，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要。日本的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義者，從事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繼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淵在1823年所著的《宇內混同秘策》等書中進一步提出：“皇大御國，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其根本確立之時，則世界悉為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仆。”主張以日本神道來“宇內混同”(即統一世界)。提出先從進攻滿洲開始，隨后征伐支那，并論述了“攻取”中國的方法、步驟，甚至出兵順序和作戰分工。斷言“只要支那入我版圖，其他如西域、暹羅、印度等國漸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將隸為臣仆。故由皇國統一萬國，并非難事”。隨后，吉田松陰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錄》中又提出了“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的狂妄設想，并具體提出了“收滿洲逼俄國，并朝鮮窺清國，取南洋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為者而先為之”的戰略選擇。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的主張，是日本代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的基礎。

上述擴張，得到了相當數量的日本民眾的呼應。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松門左衛門編劇的大型戲劇《國姓爺合戰》，此劇荒唐地演繹出日本武士開進明代中國國都南京，在中國國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國。而這樣一部浸潤著強烈侵華欲望的戲劇，連續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眾空前未有的歡迎，從而鮮明地暴露出日本民眾的侵華欲望和心態。

德川幕府末期出現的擴張和民眾心態，不久便成為明治維新后日本政府的國策依據。1868年3月14日，剛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條誓文》(即施政綱領)和以天皇名義發表的《宸翰》(即御筆信)中即宣稱：“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之安”。隨后，經明治政府統治層的進一步闡發，形成了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基本國策??“大陸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屆帝國會議上，內閣首相山縣有朋發表的施政演說中宣稱：“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據此，山縣有朋明確提出要奪取朝鮮，進而進犯中國。山縣有朋的“主權線”、“利益線”理論，是對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一次明確說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陸政策”形成的重要標志。

繼山縣有朋之后，日本軍國主義御用文人德富蘇峰、中島端和灑卷貞一郎又分別提出了“大日本膨脹論”和“支那分割論”。1894年，德富蘇峰在其《大日本膨脹論》一書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脹，日本國土也要膨脹。公然提出，立即對中國開戰是膨脹的日本進行膨脹活動的好機會，提醒日本當權的政治家不要錯過良機。1911年和1913年，中島端和灑卷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運》和《支那分割論》中，斷言中國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國被分割時的日本的責任在于獨占中國，由日本負責中國所留下的遺產。

在日本侵略擴張、理論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斷把這一、理論和政策付諸戰爭行為。同時又反過來把戰爭行為中獲得的利益，用來印證其侵略擴張的、理論和政策。使其侵略擴張、理論和政策與侵略戰爭行為形成互動，演繹出不斷擴大的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于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對外侵略擴張的進程中留下了以下歷史記錄。

1927年，中國國民革命迅速發展，日本一面策劃“滿蒙”獨立，一面出兵濟南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有外務省、陸海軍省、參謀本部、關東軍及有關中國問題專家等人參加的“東方會議”，決定了《對華政策綱領》。《綱領》認定：滿蒙地區特別是東北三省與日本“有重大的利害關系”，日本決心負起“特殊的責任”，“使之成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綱領》還決定，日本將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來維護并進一步擴張其在滿蒙特別是東三省的權益。隨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確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擴張總戰略藍圖。《對華政策綱領》和《田中奏折》的出籠，標志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