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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遷子女中考方案：在“現實可能”的荊棘叢中探尋公之路

日，《深圳市非本市戶籍就業人員隨遷子女參加中考方案征求意見稿》出臺，深圳市教育局向社會廣泛征求關于以后隨遷子女在深參加中考方案的意見。

征求意見稿顯示，至2017年深圳實行過渡政策，已在深圳初中就讀且具有學籍的隨遷子女，符合“1+5”文件規定的義務教育就讀條件，可在深圳參加中考。不符合上述條件，但具有初三學籍的隨遷子女，可在深圳參加中職學校自主招生、民辦普高自主招生，或回戶籍所在地就讀高中。2017年至2018年，深圳實行新的隨遷子女中考政策，要求隨遷子女在深圳參加中考須具有“3年完整初中學籍”。

政策尚在征求意見階段，已經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立場。深戶與非深戶家長“各執一端”，前者擔心自己孩子的學位被擠占，認為政策的門檻“偏低”;后者從政策表述中看到“收縮”的跡象，認為政策的門檻“偏高”。也許，站在利益相關方的立場上，這些評價都有欠公允。而作為政策的制定者，深圳市教育部門只有“允執厥中”，既要盡量兼顧各方訴求，更要考慮方案的可行性，根據本地教育資源的可承載能力制定中考政策。

“前松后緊”的政策銜接

“只要目前在深圳讀初中，而且繼續讀下去，都可以順利參加中考。”

深圳市社科院政法所所長李朝暉評價隨遷子女中考方案的特點是“前松后緊”。因為根據征求意見稿，至2017年是過渡期，只要有深圳學籍，都可以參加中考，但到了2017年，就必須具有完整3年學籍。“這一規定也符合深圳實際。目前國家還不允許異地高考，異地高考一旦放開，隨遷子女將選擇在深圳就讀高中，屆時深圳的學位壓力將加大。”

至于為何要設置“過渡期”，李朝暉分析這既是為了政策銜接，也是為了照顧現在深圳就讀初中的隨遷子女利益。“具體分析，2014、2017年參加中考的學生就是目前就讀初三、初二的學生，因為實行過渡政策，可以在深圳參加中考;2017年參加中考的學生就是目前就讀初一的學生，要求具有完整3年學籍，他們也符合這一條件。這意味著，只要目前在深圳讀初中，而且繼續讀下去，都可以順利參加中考。過渡期的設置比較人性化，新舊政策的銜接也比較妥善。”

深圳大學教育系主任熊賢君卻認為，過渡期的設置雖然比較人性化，但即便隨遷子女在深圳參加中考，也不可能在深圳參加高考，國家規定高考報考只能在戶籍所在地。“在深圳上高中，卻要回內地參加高考，兩地教材、考卷又不相同，有什么意義?隨遷子女家長之所以還要讓孩子在深圳參加中考，是擔心孩子脫離自己的管教。如果從孩子成長的角度說，在深圳接受教育還是有意義的，如果從高考的角度而言，最好還是讓孩子回內地接受教育。”

“低門檻”出于責任感

為了保障深戶子女以及符合“1+5”條件的隨遷子女享受公辦教育的權利，深圳的公辦教育普高學位要避免向“打游擊”的外來人開放。

深圳市政協委員朱克恒著眼于深圳自身特點，認為深圳制定隨遷子女中考政策門檻應高于廣東省，然而具體到方案本身，深圳設置的門檻甚至低于廣東省。“深圳的非戶籍人口如此龐大，土地資源如此緊張，就算深圳設置的門檻較高，也屬情有可諒，但深圳還是主動承擔了壓力，設置了較低門檻，這完全出于責任感。”

正因為持有類似觀點，深圳市人大代表楊勤在教育局召開的“深圳市非本市戶籍就業人員隨遷子女參加中考方案”座談會上，建議隨遷子女中考的報考資格，除了符合“1+5”文件精神外，還應該與父母的誠信狀況掛鉤。

李朝暉顯然不同意這一觀點。在李朝暉看來，將子女中考資格與父母誠信狀況掛鉤，無異于恢復了封建時代的“連坐法”。“每個人作為主體，是相互獨立的，不能因為親人犯錯累及到自己。我倒覺得，父母犯了錯，教育資源更有理由向他們的子女傾斜，更應該去關注這些孩子。”

而門檻無論如何調整，李朝暉認為都應當守住“1+5”的“底線”。所謂“1+5”文件，“1”是指《深圳市人民政府印發深圳市關于加強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及五個配套文件的通知》，“5”是指非深戶在深讀書需要提供的“5證”，包括出生證、房產證或房屋租賃證明、就業和社保證明、計生證明、轉學證明。“因為深圳教育的整體發展水較高，周邊地區的一些人，在當地工作，卻將孩子送到深圳讀書，之所以設置‘1+5’的條件，就是為了限制這部分學生流入。這也是為了保障深戶子女以及符合‘1+5’條件的隨遷子女享受公辦教育的權利，深圳的公辦教育普高學位要避免向‘打游擊’的外來人開放。”

“公共汽車效應”

深圳普高學位的緊張可謂有目共睹，從人們把深圳中考當做“小高考”中可見一斑。

基于對深圳及其周邊區域教育發展水的觀察，朱克恒有一種焦慮。在全國范圍內，深圳的教育成本是比較低的，已基本杜絕了亂收費的現象，這些年在師資隊伍的建設上投入很大，無論是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硬件條件都不錯。這些條件綜合在一起，可能會讓深圳自覺或不自覺成為教育高地，周邊地區生源被吸引到這里，造成難以承載的壓力。

出于這種焦慮，朱克恒在教育局召開的座談會上，提議中考資格應與隨遷子女父母對深圳的貢獻程度掛鉤。“那些希望條件更寬松、門檻更低的人可能要責怪我，但每個人都做‘好人’，問題就解決了?我想這體現了一個‘公共汽車效應’，沒上車的人在外面喊‘趕快往里擠’，一旦自己擠上車，馬上又喊‘不要上了，已經滿了’。很多人都有類似心理，但是作為政策的制定者，他首先要考慮這種發展模式能否持續下去。”

李朝暉認為，深圳普高學位的緊張可謂有目共睹，從人們把深圳中考當做“小高考”中可見一斑。目前深圳的普高學位加上民辦高中學位，一年只提供3.8萬，學生卻已接6萬。

“即便在這種條件下，深圳依然在努力解決隨遷子女的入學問題。目前，深圳公辦義務教育有一半的學位提供給非深戶學生，如果加上民辦義務教育，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學位提供給非深戶學生。深圳還在區一級設立了‘民辦教育扶持基金’，一些民辦學校甚至比公辦學校辦得還好。這說明了深圳在謀求教育公方面一直很努力、很盡力。”

政策環境和區域差異

用一定條件限制隨遷子女中考，不等于斷了他們的“后路”，畢竟還可以享受戶籍所在地的教育資源。

優先保障深戶子女的權利，同時兼顧隨遷子女的入學要求，這在朱克恒看來，是由現行教育經費的分擔機制決定的。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講，當然要考慮教育公、避免歧視對待。但一地的教育經費由地方擔負，自然優先保障戶籍子女的教育權利。

楊勤就此打了一個比方，就好像外國人到美國，跟美國人搶資源，美國政府首先保護公民的權利，其次保護擁有居住權的人，最后才輪到外國人。用一定條件限制隨遷子女中考，不等于斷了他們的“后路”，畢竟還可以享受戶籍所在地的教育資源。

李朝暉理解隨遷子女家長的心情，認為他們一心讓孩子在深圳接受教育，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誰不想孩子有個好的成長呢!”既然來上學，就面臨一個教育公的問題。然而具體到我們的政策環境，因為教育的支出由地方政府擔負，各地方根據自己的財力匹配教育資源。這也造成城市與城市教育資源的不均衡，生源不斷涌向“高地”。而地方政府往往是根據戶籍人口投放學位，從而導致了供需矛盾。

“國務院相關規定中講到一個原則，就是要根據‘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承載能力的現實可能’制定政策。地方政府肯定要優先保障戶籍人口的權利，這屬于‘兜底’，非戶籍人口畢竟是敞開的、無限量的，如果不設門檻，自然會源源不斷地趕來，并給深圳帶來難以承荷的局面。”

公在現實中的“排序”

教育公是社會公中的最基本一環，只有保證孩子在教育上得到相同機會，才能期盼孩子們在未來發展中有相同空間。

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提出，要通過調節主要的社會制度，從全社會的角度處理出發點方面的不等，盡量排除社會歷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對于人們生活前景的影響。

而在李朝暉看來，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顯然涉及這一“出發點”的不等。她覺得教育公是社會公中的最基本一環，只有保證孩子在教育上得到相同機會，才能期盼孩子們在未來發展中有相同空間。然而，我們今天實在是限于各種條件的制約，不得不設一道“門檻”，但只要未來是向教育公的大方向發展，臨時設置門檻就是有意義的。

何為教育公?在朱克恒看來，很多人對此顯然有誤讀。如果認為教育公就是教育均，就是一種太樸素、太不專業的理解。現實中的公，既要盡量兼顧各方利益，又要為各方利益“排序”。具體到深圳隨遷子女中考方案的制定，就需要依次序照顧到戶籍人口、非戶籍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的利益。

“實現普惠是一個理想的終極原則，卻需要在不等的現狀中一步步擴展機會較少者的機會，在‘現實可能’的荊棘叢中探尋出一條公之路。”朱克恒說。

實現普惠是一個理想的終極原則，卻需要在不等的現狀中一步步擴展機會較少者的機會，在“現實可能”的荊棘叢中探尋出一條公之路

他們提供觀點

李朝暉 深圳市社科院政法所所長

熊賢君 深圳大學教育系主任

朱克恒 深圳市政協委員

楊 勤 深圳市人大代表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在日后回憶時能會心一笑，未來的你會感謝現在為了準備2014廣東中考復而拼命的你。小編期待著你勝利的微笑。更多資訊請持續關注大風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