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等秘書專科學校畢業后，20歲的我來到上海求職。意料之中卻又難以接受的是：在這座繁華而競爭激烈的城市，很多高學歷的本地人都在四處尋找工作。每一次，當不會講上海話的我被對方彬彬有禮而又冷淡地拒絕后，我總是深呼吸，對自己說：“最糟糕的還沒來。”就在第43次說完這句話之后，我被一家傳媒公司錄取了，成了面部經理的秘書。我帶著有些僵硬的微笑，和未來的上司打了個招呼。“最糟糕的還沒來”，轉過身的剎那，伴著淚水，我又禁不住脫口而出。

　　每天工作從早晨整理經理辦公室的文件開始，為經理沖咖啡、打字、復印、傳真，還有接電話。我沒有時間抱怨，因為我要為每個月的薪水而努力。晚上，回到自己租的地下室，常常是換下套裝就沉沉地睡去。半個月后，我終于慣了格子間里的白領生活，慣了每個人稱我為“Halen”,開始微笑著品嘗“東方明珠”下的精彩，欣賞黃浦江畔的生活。

　　經理去深圳參加一個品牌時裝廣告代理競標會，行前囑咐我把最一段時期的廣告資料按日期整理好。在他還有三天回來的時候，我提前完成了工作。興沖沖地把整理好的文件放到經理辦公桌上時，那枝倍受經理珍愛的“派克”筆被文件夾掃到了地板上。我俯身尋覓的時候，該死的高跟鞋一不小心毫不留情地把筆踩斷了!全身的血一下涌上來，捧筆在手，大腦竟是一片空白。緩過神兒來后，我還是把斷筆從垃圾中翻出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決定依照原樣去買枝新的。可是，等我趕到“派克”筆專賣店，一看價錢，幾乎嚇暈過去：3282元啊!那一刻我沮喪到極點，腦海里有兩個小人兒不斷地在打架，一個讓我趕快從公司溜之大吉，另一個卻讓我堅持下去……最后，還是后者占了上風。我在心里對自己說：最糟糕的還沒來，怎么能當逃兵呢?

　　于是，我向要好的同事借了3000塊錢，趕在經理回來之前把新筆放在了老位置。經理似乎并沒發覺他視若珍寶的“派克”筆已被移花接木，而是興奮地和我說著競標會上的見聞。“上海還有一家私人工作室參加競標，是個很強的對手。我們一定得努力爭取，如果成功的話，這將是公司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單。”我嘴上應和著，心里則一直在暗自慶幸躲過了小小的一劫。

　　半個月后的一天，經理對我說：“Halen，你去圖片社把我們上次拍攝的膠片取回來，一定要注意安全，這是我們這次投票的核心，丟了可是沒有辦法彌補的!”圖片社在浦東開發區，我坐渡輪渡過黃浦江，很順利地拿到了膠片。回返時，渡輪已經啟動了，一位頭發花白的阿婆卻提著竹籃，踉蹌地從船尾小跑過來，用上海話慌張地喊道：“等一下，讓阿拉下去。”路過我身邊的時候，阿婆一個趔趄，幾乎摔倒。船老大不肯停船，怕麻煩。我感覺阿婆一定有什么急事要辦，就忍不住替她哀求船老大，船老大還算給面子，盡管不是很情愿，還是把船靠了岸，我攙起阿婆的胳膊，將她送下船。

　　渡輪重新啟動了，阿婆站在岸上揮手道謝之后，匆匆離去。這是我來到上海后第一次有上海人對我說“謝謝”，我不免有些洋洋自得。當我被潮濕的江風吹醒，發現那袋膠片不翼而飛時，船已經是在江中心了。我從船頭走到船尾，急得幾乎跳江。有人用上海話竊笑：“外地人真是……”

　　肯定是扶阿婆下船的時候掉的，渡輪靠岸后，我返回對岸去找。我寄希望于阿婆發現了那疊對她來說毫無用處的膠片，等在碼頭……可是這絲希望很快就被無情地擊碎了。“會不會被人扔進垃圾桶?”我順著碼頭分別向不同的方向翻了6個垃圾桶，根本沒有紙袋的蹤影。“不會是掉在江里面了吧?”我終于忍不住，蹲在碼頭上大哭起來。看來，這次我是真得逃跑了。上次把“派克”筆踩斷，我雖然背上了一筆不小的債務，卻還可以挽回。這次，就不僅僅是錢的問題了。這袋膠片是公司花高價請著名模特、一流攝影師去蘇州、周莊拍攝一個禮拜的結晶，一旦丟失，這次競標就算徹底玩完!

　　可是，冷靜下來后，我覺得還是不能逃跑。最糟糕的還沒來!我想起渡輪上那些開口閉口“阿拉”不停的上海人，如果我放棄，就意味著我這位外地打工妹更讓“阿拉族”瞧不起。我不能逃避自己該負的責任，必須為自己的尊嚴找回膠片，就算找不到，我也要給公司一個說法。

　　我在碼頭附問了很多人，也沒有得到關于阿婆、關于膠片的任何線索。就在我一籌莫展之際，手機響了，是經理打來的。“Halen,怎么還不回來?你已經替公司打了一個大勝仗!”

　　我莫名其妙地趕回公司，看到經理正和阿婆以及一個陌生的年輕人交談，那袋丟失的膠片就放在經理的辦公臺上。“你是Halen?”年輕人微笑著說，“這位是我母親，今天她來看我。我不在，她就為我煮了粥。可是離開的時候，卻忘記關火。幸虧你幫她攔住了船老大，不然我的工作室就化為烏有了。”經理也微笑著走過來：“這位是何先生，就是我說過的競爭對手。不過，現在我們已是合作伙伴了。”

　　我長長地松了一口氣。我說過，最糟糕的還沒來嗎!你看，只要你善良，只要你堅持，只要你肯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努力地去尋找解決的辦法，最糟糕的就永遠也不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