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興衰之思》有感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封建王朝的興亡更替在中國大地上反復上演。一個王朝的鼎盛與輝煌，轉瞬之間就化為歷史陳跡。古代廉政建設與懲貪措施曾經有效地剎住了腐敗現象，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造就了一些青史留名的盛世。盛世的出現有賴于胸懷天下的君主勵精圖治，和官員的清廉干練。但是，當一個王朝走向衰敗的時候，官場的貪污腐敗總是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整個國家的全面戰亂和改朝換代，盛世又被亂世所吞噬。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品鑒歷史，雖然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已經走進歷史的塵埃，但歷朝歷代的興衰更替卻留給我們無盡地沉思。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假如秦始皇沒有集全國之力、用百姓血汗修建阿房宮，那么秦王朝會不會傳至萬世而無窮呢?假如沒有自上而下、整體性的腐敗，那么西晉還會不會一再潰敗?如果沒有各級官吏貪污賄賂成風，那么唐王朝的根基還會不會被腐蝕一空?如果沒有宋徽宗永無止境的揮霍，那么宋家王朝又會不會躲過滅頂之劫?當然，這些假設都不過是讀者對既成歷史的失望而生出的期望而已。歷史就是歷史，哪里會有假設呢。

當我們把幾千年封建王朝興衰更替的脈絡一理再理時，有一條始終不變的規律一再顯現，那就是“廉則興，貪則衰”。千百年來的歷史軌跡也一再證明：放任腐敗國則滅亡，清正廉潔國則興旺。縱觀歷史，凡是吏治嚴明、官風清正的朝代，必然繁榮昌盛;凡是吏治混亂腐敗、官風腐化墮落的朝代，必然衰敗不堪，甚至走向滅亡。正是因為魏徵、房玄齡等一批賢臣廉吏，清廉節儉，勵精圖治，才會有空前盛世的“貞觀之治”;正是擁有李沆、范仲淹、包拯、歐陽修等清廉功臣前赴后繼，勤政廉潔，才會有舉世富裕的宋家王朝。廉則國興，腐則國亡，這些豈不是最好的印證。

中國歷代的很多仁人志士正是以清廉為節操，在歷史舞臺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被后人歌頌為清官廉吏。對于我們黨員干部來說，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是做人之本;潔身自好、克己奉公，是從政之基。干干凈凈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可以使我們贏得別人的信任和尊重。廉能立身，廉能興國，恪守清正廉潔的為政底線，才能永葆純潔的政治本色。

社稷傾覆，禍起貪念;國運昌盛，功在清廉。前賢可仰，覆轍宜鑒。廉則興，貪則衰，當思之，當醒之。

2.《清官之念》有感

‍‍‍‍‍‍‍發生在一千年前的，關于包公擲硯的傳說至今還在百姓之中口耳相傳。那是在包拯期滿離任端州之時，下屬感念包拯的清廉，偷偷在其行李中塞了塊端硯作為紀念，誰料包拯在船行江中時發現此硯，就徑直將硯投進了江里。包公擲硯處后來隆起了一塊陸州，就是現在的硯州島。盡管傳說不免有夸張放大的部分，但是包公的清正廉潔卻依然因為這一傳說的映證而更顯高大而形象。當年手起硯落的情景也被匠人刻畫成圖畫，凝固為具象，為后人瞻仰稱頌。

‍‍‍‍‍‍‍包拯作為千百年來為百姓所紀念的清官代表，他的人生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這是包拯流傳下來的唯一詩作，也可以看做是包拯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體現：為官當清正，為人當道直。無論是東漢的強項令還是清朝的張伯行，都像包拯一樣，奉行著做人剛正不阿，做官剛正廉明的道德準則。他們為求公正而不畏權貴，為救百姓而據理力爭，寧可一人“公罪”，不愿百姓遭殃。人們把這些青天廉吏的故事編成歌謠、寫入詩篇，代代相傳，借此表達對政治清明、廉潔公正的渴望。而另一方面，貪腐橫行之臣則是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古往今來，國人心中一直有著深厚的“青天情結”，在清官廉吏的祈盼中寄托著對社會正義的渴望，在為民伸冤的堅持中孕育著對政治清明的向往。人們對公正清明深刻祈盼，這也是如今強力反腐的和社會基礎。然而在當今這個信息技術空前爆炸的時代，我們面對的新鮮與進步太多，誘惑與挑戰也太多，如何打好私欲與清廉這場好仗，不讓心中的清泉被欲望吞噬，這個問題拷問著每個為官者的道德良心。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寧靜的時刻翻開歷史的書卷，于前人的腳步中思考未來的道路，同時我們也需要在歷史的窠臼中自由舞蹈，而非被成規束縛。但是不管怎么樣，都要將廉吏包拯的那句話記在心頭：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3.鑒史問廉觀后感

日，《鑒史問廉》在央視隆重推出后，迅速成為電視、網絡的熱播劇，成為新聞媒體的熱話題，成為干部群眾的熱關注，對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因為當時劇組在古城開封拍攝了大量鏡頭，刪繁就簡、精益求精，其追求卓越的精神讓人欽佩。所以，當得知這部大型廉政文化紀錄片要公映時，我的心中充滿了期待。一連八天下來，和很多干部群眾一樣，我第一時間追著去看，不禁被片中展現的中華“廉政文化長河”的波瀾壯闊深深吸引，其客觀的講述、思辨的考問、透徹的剖析催生出的歷史啟迪，讓人感動，讓人震撼。

《鑒史問廉》火了，但絕不是“不明覺厲”，而是有其必然因素。我認為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扎緊制度的籠子

《鑒史問廉》告訴我們，制度反腐是解決腐敗問題的關鍵，更是公慎用權的前提和基礎。

監察、刺史制度的設立是中國封建社會文人政治體制下的重要“防火墻”。獨立監察、依法監察，極度壓縮了權力的尋租空間，為官員的依法施政、清廉執政戴上了一個“緊箍咒”。一方面，從事監察、刺史的官員是經過千挑萬選，從德行、才能等多個方面綜合考核嚴格選拔出來的，他們往往是直吏、循吏、能吏的代表。另一方面，國家法典從制度上保障了他們依法監察的權力，手握重權，尺衡天下，有著代天子以察四野的意味。

無論是體系嚴明的《唐律疏議》，還是震懾四野的《明大誥三篇》，都是制度化反腐的典型。但是，制度的靈魂在于落實，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言壓法、以權代法、徇私枉法，即使有了制度也同樣不能起到作用。

二、傳承文化的基因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滋生腐敗的文化土壤，因此，反腐的根本措施在于扭轉人內心的是非判斷、價值取向，文化反腐是刮骨療毒的根本與核心。

《鑒史問廉》中所展示的廉潔文化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并存，博雅與通俗并在。《赤桑鎮》《楊家將》《四進士》《砸玉碑》等廉政劇目久演不衰，深受觀眾喜愛的原因，便源自人們內心濃厚的清官文化情結。流傳千年的廉潔文化滲透在人們懲惡揚善的價值判斷文化血脈中，綿延不息。

三、筑牢道德的藩籬

做官先做人，官德與人德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忠誠、干凈、擔當不僅是吏治的規則底線，更是作為一名社會公民應該堅守的道德操守與社會良知。

包拯，寄予了老百姓太多的情感與希望。鐵面無私，正大光明，他代表的是封建社會的公與正義。不執一硯歸的清潔無私，怒鍘包勉的大義滅親，陳州放糧的明察秋毫，阻打鑾駕的公正執嚴，直放中門、暢通上訪的愛民情懷，將他推上了清官為政的制高點。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矣”的岳飛，都為人們在道德取向上樹立了豐碑。

《鑒史問廉》為我們如何繼承和發揚廉政文化提供了有益探索。在當前反腐敗新形勢下，怎樣更好地弘揚廉政文化，為反腐倡廉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支持，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正風反腐是政治生態的凈化，也是社會價值觀的重塑。社會存在一些腐敗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不以腐敗為恥。所以，反腐也是一場價值觀的較量，廉潔文化與腐敗文化進行著的博弈，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過節不送禮、辦事不找人，當正氣占據了上風，那些所謂的“潛規則”也就沒有了市場，公正、誠信、廉潔等社會價值觀才能助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早日取得壓倒性勝利。

黨員干部需要法治思維，也需要德治內涵的滋養。在依法治國的大框架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法律的底線不能觸碰，道德的雷池同樣不能逾越。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人之八德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基因密碼”，為每一位黨員干部的道德修養提供了豐厚土壤，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積累，做到自醒醒人、自達達人。

“不敢腐”、“不能腐”靠重典和制度，而“不想腐”要靠文化。目前，隨著中央布局、各地“落子”，打虎拍蠅碩果累累，形成了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為“不敢腐”、“不能腐”的長效機制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而若要實現“不想腐”的終極目標，除了“硬實力”，還要有“軟實力”，文化之力不可缺席。廉政文化應如春風化雨，滋潤黨員干部的心靈，使之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必須將傳統與現代精神相結合，提煉出新的廉政文化。挖掘整理優秀傳統廉政文化，以史為鑒，古為今用，是我們的責任與使命。同時，堅持廉政文化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弘揚焦裕祿、楊善洲、史來賀等我黨優秀模范的精神，強化黨性鍛煉和宗旨意識，不斷豐富廉政文化新的內涵，通過提煉升華，形成富有當代的廉政文化，才能為實現風清氣正、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態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4.文化之力觀后感

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人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自然地創造了文化，反過來，文化又服務著人民，豐富著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反映著人民對公、公正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滿了對真善美的歌頌，對假丑惡的鞭笞，推動了歷史的進程和文明的進步。尤其是廉政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有主導的地位，是“主旋律”。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有三千多首，后來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且作者皆為“無名氏”，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有朝廷樂官制作的樂歌，有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更多的則是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是典型的人民文化，由此產生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等老百姓耳熟能詳的詩歌，形成了“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景況??餓了以《詩經》“充饑”，累了以《詩經》“解乏”。其中一首《碩鼠》，諷刺了當權者的腐敗，表達了人們對執政者清廉的渴望??“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麥!”“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抒發了對理想國度的向往??“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華表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更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產生于堯帝時期，用木頭制成，樹立在道路兩旁，稱為誹謗木。既有道路標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今天的“意見箱”就是從“誹謗之木”進化而來。后來，華表被歷代王朝立于皇宮、皇陵等重地，用以警示當權者??民意不可違，民心不可欺，人民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有一批“文化人”出現，他們從民間文化脫穎了出來，形成了獨特的階層??士大夫，他們在人民文化的長期滋養中，對人民群眾的理想和訴求感受最深，于是拿起了如椽之筆，創作文藝，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們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勇氣和擔當，以“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去為人民鼓與呼，他們認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個“寸心知”就是“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關漢卿，元曲的代表者，《竇娥冤》是他杰出的代表作。其實，《竇娥冤》脫胎于傳統故事《東海孝婦》，關漢卿把它提煉出來，加工成《竇娥冤》，為底層善良、堅強的婦女吶喊，向腐朽、黑暗的社會投去“標槍”和“匕首”;馮夢龍以“三言”奠定了其在文學上的地位，他的文學是為人民服務的，他的一生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他以“治國如治家”“愛民如愛子”的官德給后世留下了廉政的清風，贏得了愛民的美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是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他一生忠君愛民的真實寫照;鄭板橋以詩書畫三絕享譽文壇，其詩“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表達了不與腐敗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其書法清瘦，寫出了為人清正、剛直的秉性，他做官更是楷模，前天*還引用他的一首詩來告誡縣委書記要關系人民的疾苦“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