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正在進行，目前上海、北京、廣東等多地已明確出臺國資國企改革方案。多地在方案中提出，將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企領導薪酬水，并明確了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的時間表。

多地出臺國資國企改革方案 規范國企領導薪酬水

　　自上海率先公布《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打響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第一槍”之后，各地陸續跟進，目前已有上海、甘肅、山東、江蘇、云南、湖南、重慶、天津、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北京、廣東等省市明確出臺了國資國企改革方案。

　　針對社會普遍關注的國企員薪酬和職務消費監管問題，多地方案提出要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企管理人員薪酬水、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

　　上海在方案中提出，要“堅持國有企業員收入與職工收入、企業效益、發展目標聯動，行業之間和企業內部形成更加合理的分配激勵關系”，并運用“制度加科技”方法，嚴格規范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職務待遇、職務消費和業務消費。

　　北京在《關于全面深化市屬國資國企改革的意見》中提出，將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將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企員薪酬水，建立與經營管理業績和風險責任緊密掛鉤、與企業員分類管理相適應、與選任方式相匹配的薪酬分配制度。同時還將強化國企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制度，嚴格規范企業員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

　　根據員選任方式的不同，多地還區分了不同的薪酬確定方式。其中，天津提出，對市場化選聘的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可根據人才市場及公司情況采取協商的方式確定。對行政任命的高級管理人員，根據“兩低于、兩掛鉤”原則，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薪酬水、職務待遇、職務消費和業務消費等。

　　各地直面國企薪酬問題的一大背景是，多年來，國有企業尤其是一些壟斷性行業，和其他行業相比，薪酬待遇較高，但效率不高，群眾意見比較大，改革呼聲高。一項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和2017年，國資委下屬的央企負責人均年薪在65萬元至70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明確指出，要適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進程，逐步規范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秩序，實現薪酬水適當、結構合理、管理規范、監督有效，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

　　“中央的決定一錘定音，各地改革應該按此精神進行。”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中新網記者表示，目前薪酬問題的實質是“市場化的薪酬用在任命制的干部身上“，薪酬體系應該體現政企分開，其中，政府任命的董事會出資人代表，薪酬按照公務員并參考經營狀況進行管理，而央企、國企的職業經理人，聘任與薪酬應均完全按照市場化的標準進行。

多地明確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 更多用于民生支出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遵循這一要求，各地方案進一步細化，并明確了各自的時間表。

　　上海提出，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30%;天津規定，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江蘇提出“適當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

　　江西規定上述目標提前到2018年實現。江西的方案提出，“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到2018年提高到3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和上海明確了上繳收益充實社保的比例。天津規定，國有資本收益用于充實社保基金的比例由50%逐步提高到65%。上海提出，國資收益原則上按照產業調整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民生社會保障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國有資本的性質是全民所有，其產生的收益應該全民共享，但目前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偏低，應該逐步提高。

　　劉尚希表示，上繳更多紅利不是直接分給每一個人，而是用于資助政府的社保和養老開支，用于建設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的提高，這對于提升老百姓幸福感、擴大內需和消費、保障國家財政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劉尚希進一步指出，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還有利于形成倒逼機制，倒逼國企優化盈利模式，提升盈利能力，增強競爭力尤其是研發創新能力，從而加快國企改革和發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