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三去一降一補?三去一降一補內容具體指什么?為何要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下面一起來探索吧!

【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補】

三去一降一補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專家詳解"十三五"三去一降一補是重點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20日在北京舉行。來自央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的出席并發表了講話。《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針對“十三五”期間如何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會專家表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仍是重點,而為了推動結構性調整,實施相應的改革政策必不可缺。在健全金融市場體系方面,將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減少企業對于借貸杠桿的依賴性,并加強監管防范風險;在財稅改革方面,將主要進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收體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等。

路線用改革推動結構性調整

多位專家認為,推進“十三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著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同時要推出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則給出了未來政策的具體方向。他表示,為確保經濟增速處于6.5%以上的中高速,將創新不斷完善宏觀調控,強化經濟走勢的預測、監測、預警,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和價格政策的協調配合,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面進一步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為結構性改革營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

“我們將努力打破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用改革的辦法來推動結構性調整。”徐紹史表示,在促進消費升級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車、信息、旅游、健康、養老、文化、環保等方面的消費熱點,推動新消費、引領新供給、形成新動力。我們還要著力擴大有效投資,加大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啟動實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資工程,同時我們鼓勵民間投資、外來投資共同來參與這些重大的投資工程,著力的調結構、補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動能。

在簡政放權方面,徐紹史表示,將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和優化服務。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責清單和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最大限度地縮減政府審批的范圍,更好地發揮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臺、全國信用信息共享臺、公共資源交易臺和12358價格監管臺的作用。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方面,徐紹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分別要提高到60%和45%。以“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區域協調發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來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將以鋼鐵、鐵路、電力等行業為重點。徐紹史透露,將采取境外投資、工程承包、技術合作、裝備出口等方式,拓展多邊、雙邊的產能合作機制。政府將與跨國公司共同合作,開辟第三方市場。對外資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

升級推進金融改革減少企業杠桿依賴

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看來,未來五到十年間,重大改革都是在供給側。在中國尤其需要創建公共和私營部門合作體系,鼓勵高投資回報率,因此,金融體系的改革也是必須的。

針對“十三五”期間的金融改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給出了具體方向。他表示,健全金融市場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讓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仍有很大空間,除了資本市場融資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之外,還要考慮到我國經濟中杠桿率偏高,特別是企業部門借貸比例占GDP的比重過高,通過發展資本市場,能夠有更多的資金進行股權的投資,減少企業對于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談及利率、匯率機制的改革,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場化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應該說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說利率的管制,不管是貸款還是存款,都已經取消了,金融機構都有自主決定利率的權力。但還有包括中央銀行對利率指導、健全傳導機制等問題需要完善,利率形成機制也還需要一個磨合完善的過程。

德意志銀行集團聯席首席執行官于爾根?費琛也認為,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應該是發展一個有效的利率市場,而發展一個完善的利率市場需要解決四大核心問題,一是設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標,即隔夜利率或7天回購利率;二是發展市場化利率體系,從而確保貨幣政策的傳導;三是完善貨幣政策工具從而指導中長期利率;四是提高信貸風險定價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隨著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推進,與會專家指出,還需要關注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周小川也特別強調了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的建設,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以及健全符合我國國情和國際標準的監管規則。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王兆星表示,中國金融業進入了一個初級的混業綜合經營階段,金融風險跨業跨市場傳染的可能性在增加,同時一些以高額回報為誘餌的非法社會融資活動引發的風險也可能會傳染到銀行體系。但是中國的金融風險是可控的,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更不會引發地區性的、全球性的金融風險。

于爾根?費琛認為,隨著更多混業金融產品的問世,當前按照行業劃分的監管框架產生很大的政策套利空間。中國的金融監管框架需要升級,尤其需要在當前框架下加強跨機構的合作。

減負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支持實體經濟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實體經濟的稅負減負問題,記者了解到,今年要全面實施營改增,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歸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水利建設基金等免征范圍,將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范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實施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

而這一進程依靠的便是財稅體制改革。在“十三五”過程中,財稅改革無疑也是中國整體經濟改革的關鍵部分。對此,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介紹說,該輪改革主要包括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收體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

以營改增為例,樓繼偉表示,今年5月1日開始要完成全面推行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試點,也就是把建筑、房地產、金融和生活類服務業全部從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在此基礎上,將按照稅收法定原則,制定增值稅的法案,同時并廢止營業稅。”

此外,對于個稅的改革,樓繼偉表示,個稅改革方案需報國務院批準,并以此為基礎制定相關法律議案,同時還要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立法,這些程序必須一步步完成。他表示,目前中國實行的累進稅制極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國家還實行分類計征的個人所得稅。中國已經制定了從分類征收轉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方案,會考慮必要的基本扣除、撫養扣除、贍養扣除、生計扣除等,改變現階段只對工薪所得超額累進的做法。

此外,樓繼偉還指出,“掛鉤事項”存在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資金閑置,其原因是掛鉤的事項和當地并不切合實際。他說,所謂掛鉤事項是指“重點支出是和財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規模掛鉤的相關事項”。

他指出,掛鉤事項與總需求管理的靈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預算法》新的規定績效原則是相悖,和基層現實情況相悖,不利于節約資金,支出有效性難以提高,資金明顯碎片化。

“通過事權支出責任的劃分,再設計專項轉移支付的內容,是中央和地方財稅管理的改革的方向。”樓繼偉表示,這樣一來,我國財政將更加符合實際,我們財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調節或者說反周期調節的余地更大了。

2017年中國經濟面臨“三去一降一補”的結構性改革

2017年中國經濟面臨“三去一降一補”的結構性改革，即經濟運行去杠桿、工業去產能、樓市去庫存、降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補供給側和人力資源短板。總體來看，中國經濟在“十三五”期間將經歷艱難轉型，國際社會將關注中國政府的宏大規劃和增長承諾，并審慎地重新評估中國經濟。

從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但就業狀況無恙。也許在2017年，中國可能逐漸面臨職業難求、薪酬難漲的持續壓力。

為什么在2011~2015年這五年間，經濟下行沒有帶來失業壓力?我們可以粗略觀察勞動力市場的供求。

目前每年新增求職勞動力約2000萬人，以下渠道吸納了就業壓力：

一是離退休潮帶來的勞動力更替。目前城鎮職工數接4億人，如果沒有明顯的企業兼并重組破產，則每年可提供不低于1000萬的就業崗位;

二是勞動參與率的持續下滑。十年來中國勞動參與率以每年0.8個百分點的速率下滑，其成因復雜，但很可能每年有約500萬以上的50~60歲的勞動力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三是大中專和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狀況缺乏可靠數據，其中部分畢業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但這一群體的失業壓力未被包括在失業率之內;

四是就業結構的變化，從第一產業游離出來的勞動力，轉移到了第二和第三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發展強有力地緩解了就業壓力;

五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深化改革，使得失業帶來的社會壓力沒有群體性地暴露。

觀察過去五年，就業市場中，最弱勢的是高校畢業生和上點年紀的中年人;受歡迎的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農民工。

但2017年不同于過去五年，失業潮和降薪潮可能逐漸拉開序幕。為什么這么說?

一是對嚴重過剩產能的定向爆破，將帶來可以預料的失業壓力，僅鋼鐵和煤炭兩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就超過千萬，它給地方政府和社保體系帶來壓力。不僅如此，制造業吸納的就業可能持續弱化，從2004年到2011年，中國工業經歷了持續擴張，其吸納的勞動力也在上升，但從開始，工業投資和增加值持續低迷，顯示后續工業將釋放而不是吸納失業壓力。以往每年數千萬計的退休-募新更替潮將持續退潮。在2017年元旦過后，工人春節返鄉的節奏較之往年提前了1~2周，顯露了制造業釋放失業壓力的先兆。

二是以青年農民工為主體的非熟練勞動力的就業趨難。以往樓市、家政、物流、零售等行業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但東南沿海的上述行業已開始出現增長乏力跡象，工人工資議價能力顯著下降。家政、商貿等領域的就業起薪開始不升反降，服務業作為就業蓄水池，其積蓄容量增長遲緩。

三是中國農產品價格承受的下行壓力將釋放。這既是國內糧食供求失衡和收儲政策面臨的困境，也是國內外糧食價格差異拉大帶來的壓力。總體上糧食價格的下行會縮減農民務農收入，尤其是種糧大戶的收入。疊加打工和務農收入均承壓的影響，農村消費增速也會受限。而以往3~4年，縣域及以下消費一度是中國消費增長的亮點。

四是高校畢業生求職的壓力不減。這種摩擦性失業，主要是高校畢業生求職意愿集中在大都市辦公室白領，愿意進入私營實體企業做技術藍領者太少所致。而中國高等教育其實早已進入大眾教育階段。大學生對自身的定位和求職意愿，帶來了隱形失業壓力，家庭被迫吸納這種失業壓力。

總體而言，過去五年中，人們誤以為即便經濟增長持續下滑，也無礙每年數以千萬計的新增就業。造成增長和失業脫鉤的關鍵因素，在于穩增長掩蓋了缺乏重大進展的結構轉型。從2017年開始，增長滑坡帶來的失業壓力將顯性化，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將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產能去化行業的職工，二是務農為主的農民工，三是高校畢業生。中國勞動力市場將出現求職困難甚至薪酬降低的痛苦調整，它也將沖擊中國目前唯一可靠的增長引擎，即消費。

如何應對可能降臨的失業潮和降薪潮?

一是社會安全網要奏效，尤其應有應對農產品價格下跌對農村中低收入群體和種糧大戶的安撫預案;二是在推進結構轉型進程中，更多地將公共資源注入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關注人本身，將大量公共資源消耗在換取經濟增速的穩定上;三是適當調整高等教育的精英傾向，正視其已進入大眾教育的現實，避免坐而論道式的高等教育和求職謀生之間的鴻溝;四是將社會保障體系建在和國家經濟實力、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的可持續的水上，避免政府過多包攬